消费品以旧换新明确三大领域重点任务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充分利用境外土地、水源、水产等自然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境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王先谦治《诗》尊崇今文，有憾于齐、鲁、韩三家亡佚不传，不满毛郑之学独行于世，乃基于前人辑本采集三家佚文遗说，勾稽征引后世诸家之论，对毛郑传笺亦加择取，详尽疏解三家诗义。如前述第三类中，惠栋《周易述》惟汉《易》是从，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主要发挥汉儒之说，后来廖平《穀梁古义疏》亦犹如此，三书皆为自注自疏之体，疏文与注文互相配合以阐发经义，不涉及对注文的从违取舍。

焦氏则撰成《孟子正义》，于《周易》虽未成新疏，但有《周易补疏》及《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等著作。46 （清）凌廷堪：《与阮伯元孝廉书》，《校礼堂文集》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99页。如黄承吉指出邵氏犹墨守郭义，未能厘补漏缺48，黄侃也谓其笃守疏不破注之例，未能解去拘挛【49】。新疏有意识地突破传统旧例，商讨义疏之作的体例原则，重建经典诠释的范式，在理论层面也有系统阐发，这在学术史上尤具重要意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培翚《仪礼正义》，胡氏自言有所谓四例——补注、申注、附注、订注，系统周密地阐述了疏解原则，在解经理路上具有方法论意义。

如惠栋指出：唐人疏义，推孔、贾二君，惟《易》用王弼，《书》用伪孔氏，二书皆不足传。36 （清）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296页。然所以两字果看得透，则所谓原来只此是道益了然矣。

也即，把理、天命之性、形上者、道看成别为一物是错误的，这就导向了罗钦顺哲学的核心结论——理只是气之理。曰：有是物则有是理与气，故有性之名故而，本文拟从罗钦顺对张载的主观态度（以及罗钦顺对北宋五子的整体态度）、罗钦顺理气论和张载气论间的客观关系这些方面对罗钦顺和张载在气本论上的继承关系进行讨论。罗钦顺对伊川、朱子的批评有两个层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3】对于明道的这些说法，罗钦顺最为详密的一段分析在《答林次崖佥宪》中：窃详其意，盖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着如此说。所以开阖者道，开阖便是阴阳。

蔡家和）这一气论叙事不仅影响着学界对张载哲学、王夫之哲学的理解，更对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哲学定位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参见《困知记》卷下、三续、附录《答湛甘泉大司马》《与林次崖佥宪》《答林次崖佥宪》）【3】在《困知记》中罗钦顺也曾提及、赞同程颢的这一说法。张载对太虚即气的强调则因此被诠释为对于物质性实体（气）之本原性的强调。他对张载没有特殊的赞扬，也不认为自己继承了张载的哲学。

（陈来，第47页）故而陈来也断言：从哲学上看，张载的自然哲学无疑的是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一方面，他认为在伊川、朱子的思想中，道气是分离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5】然而在一封与朋友陈凤梧的论学书信中，罗钦顺也与友人细论及此，他说：所以阴阳者道，来教云：理既是形而上者，虽着所以字亦不妨。成形之后，犬牛与人，其性自是不同。

盖受气之初，犬牛与人，其性未尝不一。又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有这气，道理便随在里面，无此气，则道理无安顿处。

后面一段材料中罗钦顺要把质字改为定字也是因为质字有别为一物的味道。气论与唯物主义的诠释框架强调罗钦顺在本体论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

（《困知记》卷下）《通书》四十章义精词确，其为周子手笔无疑。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罗钦顺主观上更欣赏的是程颢，而非张载。它们的区别类似于超越与经验的区别，在本体/宇宙论、心性/人性论和工夫论层面皆有反映。把虚理解为理是朱熹解张载的特色，如《朱子语类》中曾记录说：先生问：‘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如何看?广云：虚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气。他对张载的理解与朱子的理解更为一致，而与气本论的、唯物主义的诠释更远。若无此水，终无此月也。

曰：本只是一个太虚，渐渐细分，说得密耳。（同上）所谓四者指天、道、性、心。

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然不害为一。但质之明道之言，似乎欠合。

（参见林月惠，第160—161页注释29）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罗钦顺哲学的视角回过头来思考，罗钦顺哲学和张载哲学之间关于气本论的思想是否构成实质上的继承关系恐怕不像前辈学者所说的那么肯定。他认为理与气不是二物，理只是气之理。

不杂乎四者《太极图》上面底圆圈和道理便随在里面等这样的说法提示我们，在朱熹看来，太虚就等于无极而太极。（同上）不论是‘虚字便说理还是‘由太虚有天之名，只是据理而言都反映出朱熹认为张载在讲由太虚有天之名和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时的（太）虚是理气对言意义上的理。‘由太虚有天之名，只是据理而言。?杨立华，2008年：《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可以看出，在这里罗钦顺所批评的所以阴阳者道与他所赞同的原来只此是道之间实质内容上的差异倒是次要的了，主要的问题从内容实质变成了表达形式。关于程颐有二物之嫌的话语，罗钦顺举过一个例子：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原注：一作有）二。

故《易·文言》有修辞之训，只要说得端的，便是立其诚也。他以这一问题为衡量标准，认为明道之说最为完备，而伊川、朱子则往往有误。

大抵理最难言，得失只在一两字上。问：太虚便是《太极图》上面底圆圈，气化便是圆圈里阴静阳动否?曰：然。

由气化有道之名，这说着事物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罗钦顺虽然多次批评伊川、朱子认理气、性气、道器为二物，但是他也曾说到伊川、朱子也有浑融的讲法：程叔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前者是实质内容错误，后者是表述形式错误。且太虚便是这四者之总体，而不杂乎四者而言。

如果检视《困知记》中罗钦顺对张载及周敦颐、邵雍的评价，我们会发现罗钦顺在讨论他们时关心的完全是同一个问题，即理气统一性问题。（同上）在罗钦顺看来，邵雍《观物外篇》中气一而已一段前半部分说得好，气与乾浑融无间，而后半部分神乘气的讲法就把神与气讲成了两物。

不过在横渠，以为空若无物之太虚非无物，只是气散而未聚。后两条讨论朱熹的材料就更为直接，即理气关系问题上的一物之说，并且罗钦顺直接肯定其深有合于程伯子之言，也即朱子的这些话也讲出了理气间的浑融之妙。

大抵说到精微处，愈难为言。 注释：【1】在《困知记》中，罗钦顺曾六次提及、赞同程颢的这一说法。